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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时代下的公众人物隐私权分析——对“毕福剑事件”的传播伦理解读

发布时间:2019-04-09 14:08

  “毕福剑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于数位时代下,公众人物隐私权和传播自由权两者之间冲突的伦理思考。本文首先对新闻事件做了简单的梳理,其次对公众人物、隐私权及数位时代做出定义、分类和最新发展等方面的文献梳理和小结,发现社群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网民行为、新的空间隐私正在形成、技术发展使当事人的隐私权容易受到二次侵犯。最后,作者提倡公众人物讯息的分级传播,提倡坚守公共利益的标准,以“最大善意”和“最小恶意”为出发点,做出符合逻辑的道德选择。

  2015年4月6日,一段疑似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的视频流出。视频中毕福剑边唱边戏谑,有几处还使用了侮辱性词汇。虽然视频出处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该视频是被共同进餐者录制后上传至网络才得以广泛传播。

  毕福剑是选秀节目《星光大道》的主持人,也是春晚主持人,作为明星人物,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他的供职单位,4月8日,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央视新闻发布声明,称将对毕福剑言论认真调查并依规处理。声明中还提到,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从8日到12日,央视暂时停播了毕福剑主持的所有节目。

  4月9日,当事人毕福剑在微博上就不雅视频作出道歉,称个人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感到十分自责。

  “毕福剑事件”是一场具有争议性的舆情事件,无论是海外媒体、国内主流媒体还是一般网民都对此事件发表了各自观点。

  《环球时报》在4月7日、10日、13日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毕福剑以及视频上传者两方都做了批评,称互联网时代,舆论对名人的窥探无孔不入,导致轰动性视频留到网上,当事人本身负极大责任。然而,把这种“饭桌谈话”放到网上也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做法。《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则重点对毕福剑进行了批评。

  “毕福剑事件”一出,网民迅速站队,大致可分为三派,一类是力挺毕福剑的网民,认为是人权的一种,美国也存在知名主持人调侃总统却没有受到惩罚的事实,并且认为这种悄悄拍摄记录他人言谈,并且还未经当事人许可就擅自发表传播是一种恶行;第二类是力批毕福剑的网民,他们认为饭桌是一种公共领域,没有隐私权而言,更何况他是知名人物,理应收到监督;第三类则是中间派,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场闹剧,是一件口水新闻,毫无价值而言,更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公众人物的概念起源于美国 ,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审理“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 ”中首先提出(于淼,2006),也有说公众人物概念起始于196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首次提出了公共官员(public official)这一说法,并引导人们开始注意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朱晓婕, 2008)。我国最早在司法判决中运用公众人物这一概念是在2002年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审理范志毅告《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一案 ,在该案的判决中 ,首先使用了公众人物的概念(于淼,2006)。洪波(2006)认为,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是须具有一定知名度,而在多大范围内为公众所知,应依时间、环境等因素,结合具体的案例来认定。

  根据曝光程度的不同,公众人物可以分为完全目的与有限目的两类,而这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见解。二者的意义在于:“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 没有私人生活,对他们一切事务的报道和评论,只有证明媒体具有“实质恶意”才能令其承担侵权责任;“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则拥有部分私人生活,对他们与公共议题有关事项的报道,才适用“实质恶意”原则(洪波&李轶,2006)。

  根据人物身份来划分,公众人物大体分为政治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两类。前者主要指政府官员,社会公众人物又可划分为演艺界、学界、商界知名人物。在报道不同类别的公众人物时,媒体应充分考虑各个身份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符号。例如官员的财产应该透明,因为这关系到纳税者的利益,学者的论文著作应该透明、演艺界的社会行为应该被关注等。

  根据自愿程度的不同,公众人物又可以分为自愿性和非自愿性两类。前者指主动曝光,自愿投入特定公共议题,具有说服和影响大众地位和能力的人士;而后者主要指在争议性事件时,被动卷入“新闻漩涡”中的热点人物。

  根据前人综述,我认为不存在完全目的性公众人物,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置于“闪光灯”下。即便该人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中,具有很大的说服和影响力,他也拥有私人空间。毕福剑应属于自愿性的社会公众人物,虽然在此次事件中,他的曝光属于非自愿性,但从整体意义而言,毕福剑作为公众形象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其言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社会公众效仿的对象。公众人物应分为三级,按公开性程度从高至低排序应为:政府官员、社会公众(文艺界、学界、体育界、商界明星)、一时被卷入新闻事件中的“点”式公众人物(具有爆发性,但也呈现出稍纵即逝的特点),毕福剑属于第二级,其言行理应受到公众监督。

  所谓隐私权就是指公民享有的不愿公开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的人格权利(陈成功,2012)。美国是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格进行保护的典型,作为判例法国家,美国却有专门的《隐私权法》这样的成文法典来保护隐私。我国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对隐私权采取间接保护的做法(苏盈盈,2011),至今《民法通则》并未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人格权(朱晓婕,2008)。

  尽管西方文化历来重视个人保护隐私的权利,在美国宪法的前八个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中均可以找到法理依据,确立了正当的法律程序来保障个人隐私不受非法侵犯(Christians 等,1987)。但目前来说,对于网络隐私权的基本保护方式还是采取了以行业自律为主导的模式,尤其随着科技的发展,公众人物隐私问题成为讨论热点,法律滞后性已远远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灵活多变的行业自律更多是在很多方面显示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超出人们对立法的需要(王天佳,2013)。

  对于隐私权的分类,本文基本认同波特的说法,他提到尽管保护隐私的许多法律在美国不同州和司法体制中有很大不同,但侵犯隐私权大体上可以定义为“拥有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人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在这个框架内,隐私案可以大致分为四个彼此分离但又并非完全不同的类别:1)对隔离和独处的侵犯 2)公开暴露令人难堪的隐私 3)导致个人被误解的信息公开 4)利用个人的姓名和肖像获得商业利益(Christians等,1987)。本案例属于第二种:公开暴露令人难堪的隐私。

  从文献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互联网背景下的隐私权讨论很难用法律定义,因为很难有对应的法律条文解决争议,对具体案例中的隐私权判定也很少有明晰的法律意见。因此本文写作的话语语境是伦理与道德,对公众人物的报道权与隐私权的矛盾分析也将从伦理角度展开。

  本文认为,毕福剑事件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是公共空间定义的不同,即出现了多种隐私权的划分界限。在毕福剑看来,饭局就是一个私密空间,他的言论也说明了他将这个场合视为最私密以及展现“内在我”的合适地点;而在上传者看来,饭局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场合,因为有众多异己者的存在,再者从视频中也出现了非在此圈子中的服务员角色;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熟人与陌生人之间还存在着网络这样一个“半熟人”公共空间。通过网络意见的表达,陌生人可以迅速站队成为熟人,舆情事件的裂变式传播也正在逐步消解隐私的边缘。

  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整个传播领域的生态。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技术的发展一再侵犯隐私权,这是一种无法改变并且要积极接受的事实。(Friedman等, 2006)具体来讲,技术逐渐扩大我们的认知,缩减着物理上的空间和时间感。因此在公共空间中的隐私限制感越来越弱。如果公共空间中的一点隐私是我们生态系遗产的一部分并且对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功能是有益的,那么这点隐私就应该被重视和被认定是系统设计中的一部分。此外,自媒体平台的壮大使得传播主体平民化、传播内容更具随意性、获取信息更加具有主动性、体现出明显的社群集聚和较强的参与互动性(叶耿标,2013)。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以拥有非专业、不盈利、强烈公共意识而著称。一批怀有热情地公民自觉肩负起传播“值得引起公众注意讯息”的责任,在突发新闻报道和热点问题的分析这两点对专业新闻有着极大补充。公民新闻强调对社区负责,强调协作精神,高举“探寻真相”“社会动员”的旗帜。公民新闻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林溪声肯定了公民新闻的意义:公民新闻伦理的自主性、情感性与弱者利益偏向性实现了传统新闻伦理规约性、节制性与公器性之上的某种突破, 这种突破对传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性盲点、判断性冷漠以及强权化利益等缺陷有一定的补足,这种新闻伦理并非必要以传统新闻伦理为评判标准, 二者可以构成一种整合的媒介生态环境, 共同服务于当下民主社会的建设(林溪声,2011)。但也可以看到,由于门槛的降低,公民新闻报道领域杂草丛生,传播侵权比比皆是。

  网络时代,该如何定义隐私?人们对隐私的不断再定义、再理解折射出不断增强的个体意识、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凸显了公私两域界定中显性维度的重要性,使小范围的私人话题能很快扩展传播范围,使大规模民众参与成为可能。但某一话题是否具有公共属性,并不完全由媒体能到达的范围决定。公平的参与权,理性及自由的表达是公共空间的决定性因素(苑京燕,2015)。数位时代为传播伦理的规制带来了极大挑战,尤其体现在隐私权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了技术的发展,例如在数字拍摄、数字上传编辑、数字传播下,公众人物的某些隐私权让渡给了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的公共空间。

  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个体得以作为单独信源传播信息。以前规范整个行业的自律发展成规范传统意义记者的职业道德,如今要依靠每个普通个体的媒介素养。从行业自律—职业道德—个人道德的发展,对传播伦理的要求不断提升。但本文认为,毕福剑事件中上传者发布视频这一行为不能叫做公民新闻,除了目的不纯正外,也不符合一个新闻事件所要包含的5W+1H要素,其至多可被称为网络热点事件。

  对于数位时代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讨论,分析语境应有二:一是从伦理角度而非法律出发,二是数位时代重新定义了公共空间和伦理规范。上文已经对伦理与法律、新媒体定义的公共空间做出了讨论,下文着重分析随着数位时代的到来,日益重要的社群主义伦理规范。

  在《21世纪新闻伦理革新》一书中,作者从三个角度探讨数字时代新闻伦理所要面对的变革:事实、透明和社群。社群,是一个新的伦理原则,过去,新闻伦理提倡避免伤害,今天,记者仍有道义尽可能避免因报道而产生的伤害。但避免伤害这种道义责任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记者与社群中每一位成员的“契约关系”的一部分(白净,2014)。

  社群主义思想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自古以来就有的社群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一个名词,社群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1887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干正式使用了社群主义一词,并把它作为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一方。社群主义强调个体对于所在圈子的认同感,强调纽带对于个体的道德维系,强调群体文化归属、共同目标的追求,宣扬个体不能随意抛弃塑造个体自我认同的社群背景。正因为如此,网民一旦出现站队现象,结成小圈子,就难以改变刻板印象,引导其理性思考。一般来说,容易站队的网络事件有二,一类是明星绯闻,一类是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网络事件。“毕福剑事件”中,由于涉及到了对的不敬词汇,引起了左右两派的站队与争执,使得两派无法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情。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社群主义影响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社群主义让人们遵循一种共同的“善”,这种“善”使得人们无法逾越道德红线;另一方面,社群主义容易引发激进的心态,对公众人物的“骂战”容易造成对当事人的精神甚至人身伤害,若产生聚焦于一点的狂欢式人肉,也容易引发对公众人物二次隐私权的侵犯。

  传播自由和保护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的矛盾是本文聚焦的核心,也是相关议题探讨的核心。具体来说,“毕福剑事件”中需要平衡三个方面的冲突:、公众人物隐私权、传播自由。

  我们是否应该保护毕福剑的呢?Lewis(2010)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置于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与他仅仅在亲朋好友中表露自己的区别,对于复杂如我们人类的生物彼此交流又不致造成社会崩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一座思想、感情、幻象和冲动的丛林,如果毫无保留全部公之于众,那么文明将无从延续,内心生活也不复存在。因此,从社会的个体性和文明发展的角度可以理解毕福剑内心阴暗面的存在。本文认为,我们应该保护和鼓励个体的自由发言权,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私下谈话,若不触犯法律底线,不造成实质伤害,就不应当“因言或罪”。但由于毕福剑是公众人物,他的这种“表里不一”言行很可能在潜移默化中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因此,我认为,公众人物的理应收到平等保护,但他们的受到一定的伦理限制,因为受到身份标签影响,公众人物应考虑到其言行造成的社会影响。而以上也是对文章起始处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在论及隐私权的重要性时,布雷耶法官给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他说,确保人们的隐私不仅在于保护个人的独处权,而且在于能够鼓励他们自由发表观点。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不愿讨论私人事务的习惯,因为我们总是担心我们的私人谈话会被公开。而州法所做的限制性规定就能鼓励我们加入原本可能被回避掉的讨论(Lewis,2010)。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布雷耶法官竭力用法律保护私人谈话的隐私权。对于公众人物而言,公众性不代表其生活完全曝光,无关公众利益的私生活应当受到充分的保护,若私人谈话未涉及到国家机密等有可能对国家、社会造成影响的内容,就不应该被窃听或监听。此外,社会公众人物对社会道德具有强大的引导力和示范效应,他们的私德行为不仅关乎他们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会公众人物在有关私德方面的隐私也要受到一定限制。本文认为,虽然饭局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私人空间,但毕福剑的言论并不属于公众应知而未知的相关利益信息,况且上传者的真正意义是“揭露”毕福剑的真实形象,出于“中伤”恶意,而不是为公众服务。况且在这段视频中毕福剑体现出的低下私德还不足以造成恶劣的社会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隐私权不可让渡传播权。以上也是对文章起始处第二个问题的回应。

  数位时代下,如何平衡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传播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对公共利益的再次认可。公共利益是划分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标准,一切对于公众人物的传播应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知情权也只是对涉及公共利益部分的信息知晓,媒体的传播或个体的监督不应沦为满足少数人窥探和增加传媒利润的手段。

  在新媒体排行榜(推出的2015年4月微信500强报告中,有对“毕福剑事件”的专门分析。文章称:自4月6日“毕福剑饭局”视频曝光以来,相关内容传播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并跟随事件发展在4月18日及4月26日出现了两个峰值。500强24类中,共有18个类别的账号参与转载了相关内容,并产生了397篇十万以上阅读的内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衍伸出了“1号秘密”、“2号秘密”等秘密系列,“6条线条真理”等真理系列,并出现“神曲”、“打油诗”等周边内容。其中传播最广的15篇内容如下图1:

  结合两图,我们不难发现,网民对此事件的关注点迅速扩展到其老婆、女儿、告密者身上,且传播形式呈现出恶搞意味,甚至出现了“打油诗”和“神曲”,有网民揶揄道:“只能说毕姥爷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平均气质太相符了。”可见,一旦有关公众人物的隐私暴露,网民就会不断地挖掘,即便当事人不是知名人士,网民也乐于享受“人肉搜索”式的狂欢。举例来说,前几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一出,舆论偏向性地谴责打人男子。但1天后,话锋突转,除了在曝光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中,看到女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外,更被网民津津乐道的是她在2013年的68次开房记录。由此可得,不管报道对象是否是公众人物,数位时代为“人肉搜索”的易得便利性提供了技术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容易造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二次侵犯。

  毕福剑在酒桌上的几句调侃话,被媒体纷纷转载和评论。酒桌之上,闺房之中,所有的活动都暴露在公众可观看、可评论的范围之内,好事者没有边界地行使着自己的知情权和传播权,公民是否已经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组冲突在报道对象是公众人物时,显得尤为激烈。

  网络隐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空间隐私,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应当被认真对待,保障其个人虚拟空间不受打扰。尽管当报道对象是公众人物时,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渡,但坚守公共利益是传播信息的核心思想。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公众人物的曝光程度分层次传播:对于政府官员,某些情况下,其核心层信息可以传达给受众;对于类似文体界明星、商界学界知名人士,有可能因私下言行造成实质性不良社会影响的信息应当被告知;对于因某次新闻事件而被卷入公众视野的普通人士,其被告知的信息应当围绕着特定的新闻事件,不得偏离以还原该事件真相为目的的数据搜索。以上也是对文章起始处第三个问题的回应。

  我们该使用何种伦理原则去解决数位时代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大众知晓权之间的冲突,Gauthier(2002)提出了三种模式,分别是:尊重他人的康德绝对命令模式(Kantian),注重利弊比较的功利主义模式(utilitarian),以及“力量”传递模式(transfer of power)。三种模式都认为:对于个人自由来说,隐私权是很必要的,允许个体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和其他人亲密的程度。具体来说,根据康德绝对命令模式,媒体侵权必须是公众需要获取这个信息做重大决定,然而,媒体必须尊重个人隐私,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事实很重要,是不可以侵权的;功利主义模式认为:可能造成的伤害和益处应该得以比较再决定行为是否正确;“力量传递”模式适用于竞选者和政治候选人。本文认为,这三种模式均正确,即传播公众人物的讯息时,要以不伤害个体尊严为底线,衡量其涉及的公共利益程度大小,以及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可以让渡较大部分的隐私。此外,本文提出,对公众人物的报道应以“最大善意”和“最小恶意”为出发点,在传播之前应按序做到以下几个步骤,才可以更好地解决公众人物隐私权和大众知晓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见下表1:

  洪波,&李轶.(2006). 公众人物的判断标准类型及其名誉权的限制——以媒体侵害公众人物名誉权为中心.当代法学, 20(4),88-93.

  林溪声. (2011).新闻传播伦理在困境中寻求突围——“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传播伦理: 困境与对策” 两岸四地学术研讨会综述. 新闻界,9,003.

  于淼. (2006).公众人物原则研究——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5(8), 75-78.

  回首过去的95年,我们的党披荆斩棘、开拓进取,我们的党风雨无阻、成就辉煌。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风华正茂,笔耕不辍,砥砺前行。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正是95年征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